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已经一年。此前，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俄罗斯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引发种种猜测和解读，这个被视为西方“家庭聚会”的平台以及它所呈现的西方对于俄乌冲突及种种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解释，本身也成了一种主题，引发许多思考。

“东西分歧”：西方盛行的解释俄乌冲突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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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3年3月5日，顿涅茨克地区巴赫穆特，乌克兰士兵向俄罗斯阵地发射自行榴弹炮。视觉中国 图西方学界解释俄乌冲突以及更早之前的克里米亚危机，一种通行路径是从东西两分的视角出发。例如，西方学者分析认为，俄罗斯感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于它这样的“动员型”国家的威胁，俄罗斯精英和社会具有特定的“世界观”，认为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是出于某种观念体系的愿景和政治野心，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归因于俄领导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并且，一些分析人士进一步追溯到俄罗斯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某些元素，特别是俄罗斯的非西方文化因子，认为这种深层次的相异加剧了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对抗。这是一种可被纳入东方学批判范围的话语。类似爱德华·萨义德论述东西方不平等关系时批评的“潜在的东方主义”与“明显的东方主义”，其背后的文化偏见是通过构建一个野蛮的亚洲东方，作为文明的欧洲西方的“他者”——“东方有助于将欧洲定义为其对比鲜明的形象、想法、个性和经验”。

不同的是，十九世纪意义上的帝国如今已经不存在，这种分析现在适用于描述“北方”和“南方”之间、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相似的是，西方在观察俄罗斯时设定一种意识形态假设，基于这种假设来定义自己和俄罗斯。在学术界，俄罗斯作为“东方”大国的另类、它身处东西方之间模棱两可的定位，曾经引起这一范式是否适用的争论，而眼下在俄乌冲突漫长的拉锯中，俄罗斯显然已成为了这一范式所适用的对象。

欧美的东方主义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

东方主义倾向在欧美的国际关系和防务安全等问题的讨论中一贯含而不露，普遍体现为“西方与被设想为另一方的东方开战”的想法。在冲突期间，东方主义倾向区分“我们”与“他们”，认为“守法的、基督教的和西方的文明”受到“永远抵制现代性、非理性的东方敌人”的威胁。在试图解释地缘政治竞争回归欧洲时，这种倾向认为，西方国家一般采取理性行动，而俄罗斯外交政策有时候要归罪于俄罗斯精英抵制现代性，受一些历史惯性、非理性冲动或文化基因缺陷的影响，或进一步追溯到其民族特征和原始本能。

更甚者，欧美当代话语将俄罗斯“另类化”为与“自由民主”的西方不同的一种独特文化。正如东方学所指认的，19世纪欧洲知识人帮助将西方霸权权力扩展到东方，而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将事实上的全球等级制度正常化，由西方国家占据顶端，赢家通吃，垄断正义的解释权。等级逻辑辅之以东方主义的文化、文明叙事，合理化了西方对南方/东方的干预。

冷战结束后，欧洲在近20年时间里倾向于和缓地对待俄罗斯，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和俄罗斯的繁荣，它将变得更加像其他欧洲国家，正如福山式的预言声称的那样：“最终只有一条通往现代性的道路”。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进步演变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和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可能会因为“俄罗斯的落后”的偏见而不被接受。2014年后，西方的这种乐观破灭了，西方再次在东方主义视角下逐渐将俄罗斯文化视作冲突的主要原因。

这种东方主义的倾向不仅存在于西方对俄罗斯的构建，反过来，俄罗斯的行为也体现出类似的逻辑。俄罗斯在与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国的互动中，也表现出挪用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和国际法的规范性，在区域内复制“东方主义”话语下的等级制以维护一个排他性文化空间的倾向。

以东方主义理解他者无益于解决冲突

西方透过这种东方主义视角构建对俄罗斯的政治话语，因此，西方未能充分参与俄罗斯政治，未能更深入地了解俄罗斯外交政策。这反映了西方话语的长期趋势，即认为俄罗斯是由其地理和文化定义的，是苏联和沙俄帝国的遗产，必须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俄罗斯今天的行为。然而，这种话语无助于解决冲突。

当地时间2023年3月5日，乌克兰基辅，妇女们在郊区等待分发食物。视觉中国 图战争和冲突是孕育东方主义的温床，正是在冲突中，“西方”是通过反对“东方”来定义自身的——夸大文化差异、将其他文化视为异质、不文明和危险的，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拒绝西方价值观、必然对西方造成威胁的“东方”大国。此外，这种话语在描述战争时，经常将西方与压倒性火力、外科手术式打击和依靠先进装备快速行动等画面相关联；而对于俄罗斯等“东方”，则经常将之与前现代方式的原始暴力画面挂钩，也更多地出现关联到非理性狂热因素的东方主义术语。战争造成了一场生存危机，塑造了自我认同。在东方主义话语中，对战争的理解被描绘成西方和东方不同身份之间的冲突，而身份的冲突总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定义的‘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反映。”西方安全讨论在涉及俄罗斯外交政策时囿于陈词滥调，隐藏着一种早就遭到批判的东方主义倾向，即认为西方国家依据的是理性、是国家利益，而俄罗斯遵照非理性、受原始本能支配，并且将对俄的批评归于其文化缺陷、民族传统或历史影响，强调其文化和地理塑造了战略行为。这样的话语应用于国际交往和讨论，最终可能只会强化隔阂，增加摩擦和紧张。

（林文昕，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西索观欧亚”是教育部、上海市和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共建，并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负责运营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俄罗斯-欧亚研究团队的集体专栏，坚持以多语种为前提、多学科交叉融合为方法，提供有关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可信可靠的在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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