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21年是“双碳”元年，2022年无疑是气候投融资发展的元年。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资金如何得到满足一直是绿色转型环境下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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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气候投融资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减缓、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如何借鉴国际有效经验助力国内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开展？日前，新华财经与绿色金融60人论坛联合推出的《高端访谈·碳路司南》栏目专访了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

落实气候承诺的关键是创新融资机制和合作模式

记者：气候投融资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在引导和推动资金流向气候变化领域过程中，你怎么看待目前的全球进展？

方莉：过去几年，尽管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有了一定增长，但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

从资金需求看，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最新报告，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在其提交的2022最新国家自主贡献(NDC)报告中包含了对气候资金的需求预估，到2030年合计约4.3万亿美元。其中2.7万亿美元用于气候减缓，1.1万亿美元用于气候适应，还有4750亿美元未指定用途，这一数据还不包含一些国家提出的能力建设、技术转移以及损失与损害的资金需求。从地区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需求最大，其次是东亚、南亚和中东北非地区。

从资金供给看，到目前，发达国家提出对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变化资金支持的承诺仍未兑现。在刚结束的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上，在资金方面实质性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批准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这是联合国气候谈判在长期忽视议题上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需要设计基金框架，并推动钱款到位。虽然这将是相当艰苦的工作，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确定融资方案和相关制度安排，即便如此，在资金的供给结构中考虑损失与损害，也是一项进步。

因此，对于全球气候投融资的进展，关键在于落实气候承诺的资金规模。考虑资金使用结构，在减缓、适应、损失损害等方面的配置力度，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创新融资机制和合作模式。

记者：目前有哪些资金在开始发挥作用？面对海量的气候资金缺口，我们该如何化解这一难题？

方莉：多边开发银行对于促进资金支持及技术援助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共计818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25%。不过应对气候变化融资需求的挑战，除了依靠政府公共财政资金和开发性金融资金外，也要动员私人资本投资，具体包括：

动员更多私营部门资金参与气候融资。通过不断提升金融机构的气候风险管理能力和金融产品创新如气候保险产品创新，促进更多私人资本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进一步加大气候适应资金支持。与气候减缓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适应方面存在的资金缺口更为巨大，需通过财税补贴、转移支付等公共政策优化激励，引导更多资金投入到气候适应及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中。

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融资之间的协同增效。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相伴相生密不可分，需强化二者的整合统筹，加大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投资。世界资源研究所在2021年与12家国内外机构共同发起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PBF)，就是为解决生物多样性挑战的紧迫性和推动更多资金流向生物多样性保护。

因此，公共资金和开发性资金应在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治理的市场机制形成方面发挥作用，包括相应的财税制度建设等，发挥好投资引领作用，才能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其中，并形成投资有收益的良性循环。

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建设有待加强

记者：应对气候变化主要包括减缓和适应两个领域，但现在市场大多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减缓类行动比较关注，适应类活动的发展还存在哪些挑战？

方莉：气候适应涉及粮食生产、自然环境、灾害风险管理等诸多关键领域，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正面临愈发频繁的极端气候事件的侵袭，加强基础设施的气候韧性建设是规避气候风险的重要手段。

不过当前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气候风险意识不足，风险评估能力有限。一些部门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面临的潜在气候风险认识不足，并缺乏完整的与基础设施直接相关的数据和系统评估气候风险的方法；其次，定价机制缺失。对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价值认识不足，缺乏对气候效益额外性的系统认识和清晰的价值定义，及价值评估的理论基础、方法以及价值转化体系；最后，融资渠道尚不健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一方面现有公共财政资金总量不足，且尚未找到撬动社会资本的抓手，另一方面金融产品和金融政策工具创新不足，缺乏专业的气候融资服务机构，项目融资渠道不畅通。

世界资源研究所在深圳和宁波开展的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研究表明，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决策、产品开发等方面挑战与机遇并存。后期需要通过完善绿色基础设施的价值评估方法、核算准则、审计流程及投融资产品开发等方式，帮助城市建立中长期的气候治理及投融资机制。

记者：在你看来要如何扭转这一局面？

方莉：比如提升气候风险信息能力，促进科学决策。通过更新标准及制度建设和安排，促进各行业采取行动，降低他们的决策成本等。

建议未来在推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项目投融资的过程中，一方面继续发挥财政的支持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其他各类金融机构持续探索融资模式和工具的创新。可以从进一步普及巨灾债券在全国范围内的应用、发布气候韧性债券的发行指引做起，进而支持金融机构健全项目投资前的气候风险评估、形成气候友好型的投资策略、开发适应气候变化以及气候韧性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金融工具，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流向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同时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和发布有关气候韧性基础设施项目开发与实施的技术规范与指南，并进一步优化完善各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建设，从而提高气候韧性项目的盈利能力，助力将该类项目产生的社会环境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

形成气候投融资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记者：“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绿色产业、绿色项目的支撑，也有赖于传统产业绿色低碳顺利转型。在此过程中，你认为金融应如何更好发挥对转型企业的支撑作用？

方莉：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越来越多绿色项目得到了金融支持。对于传统行业，所谓“转型”，转变的是行为，从高排放到低排放或不排放的生产，从破坏生态系统的发展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等，这些转变也意味着新投资机会，也能够带来新的经济环境社会收益。

金融是推动绿色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措施手段。在国际层面上，前不久闭幕的G20峰会上批准了《2022年G20可持续金融报告》，其中包括G20转型金融框架等重要内容。随着国内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和农业等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研究、产品创新实践探索、财政货币政策激励的推动，需要考虑把公正转型的具体要求纳入到转型金融产品KPI设计中，如工人转岗再就业、生态环境修复、清洁能源占比等。此外要推动国内金融机构和地方试点开展转型金融探索实践，包括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设立科学减碳目标，推动企业低碳转型发展和技术创新。

记者：2022年，国内也发布了23个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名单，加速在这一领域推进。对地方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的推进，你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方莉：非常期待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能够有政策、制度、标准、模式方面的产出。第一批试点地区将会结合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能源结构、潜在的气候风险及自然禀赋，因地施策、先行先试，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标准和模式。

气候投融资试点建设离不开具体的工具、方法和创新模式。我们将通过基于数据的量化分析研究、全球森林观察等工具应用推广、低碳城市加速器和生物多样性金融合作伙伴等平台搭建为手段，以建立金融工具库、技术库、项目库、企业库等支持体系为方法，为气候投融资城市提供国际合作平台及务实解决方案。

气候投融资试点要考虑体现人-气候-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在协同应对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能源、经济复苏等方面做出示范，加速制定有利于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地方务实行动方案和投融资模式探索。

希望各地方的试点工作能总结出中国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地方实践，为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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